但仍有個疑問尚未被解答：「反粒子為何數量遠少於一般粒子？」。

然而，我們真的有這麼多「準備好」的雙語教師嗎？ 以近兩年的台北市國小教甄來看，在體育、藝文……等藝能科開出的一般缺與雙語缺大致各半，但報名人數卻有天壤之別，平均下來，每個「一般缺」有高達10人同時競逐，但「雙語缺」的報名人數卻甚至少於缺額。為了準備這堂課，她花了2倍的時間，從課室用語到教材裡的專業名詞，都需要重新用英文掌握。

教師的專業本在學科能力，但現況對叩關教甄的新人及代理代課教師而言，本科的教學能力再強，只要跨不過外語的高牆，就難以取得教職。已有4、5年輔導雙語學校、雙語教師經驗的台師大教育系教授林子斌認為，比起可以透過進修增強的語言能力，「雙語知能」才是雙語教師最需要具備的能力。藝能科的缺額向來稀少，如今再套上雙語的緊箍咒，讓等待一份教職的預備教師們處境更形艱難。文：劉十賢（台大新聞所研究生） 「If you hearI am an apple, you need to be an apple!」 「同學可以嗎，但如果你聽到we are an apple請你們花5秒找到組員，變成一顆蘋果。儘管台北市教育局對外表示，缺額都是由各校開設，官方只負責公告與辦理考試，但師資不足卻是主管機關不能不正視的問題，不論原因是是英語門檻的設定過高，或者培訓不及，都顯示出教育前線根本還未備妥充足的雙語儲備教師。

位於新北市的光復國小，在 109年轉型為雙語實驗課程學校，校長張明賢表示，雙語教學確實能讓學生「透過長期、大量的接收英文訊息，而產生語言與行動的連結，進而不害怕使用英文，」是有意義的政策，但他也坦言，以各縣市都在大力推行雙語教學的現況而言，師資量離充足無虞，仍有相當大的一段距離。語言優先於學科，與教學現場脫節的甄選機制 即使雙語教學的成功與否，牽涉學科教學的專業程度、課程設計能力，以及教師本身的意願，但甄選制度裡卻把「語言能力」變成優先且幾乎唯一的考量。與都市學校比，偏鄉教師的授課時數更高，還要輪流兼任多個行政職，且偏鄉孩童的家庭有更多隔代教養和經濟弱勢的問題，還缺少安親班或非營利組織的資源，導致偏鄉教師要花費很多心力輔導孩子，連家中教養的問題、或是因家庭不健全導致的問題都要處理，在偏鄉當老師這麼累，又難有正式缺，當然老師會待不下去。

王政忠的書《我有一個夢：一場溫柔而堅定的體制內革命》舉的例子，國中小一個班級可聘用1.5位教師提升到可聘用1.65位教師，看似聘用人數增加，然而只是在加大城鄉差距。」偏鄉沒有增班的問題，只有減班的問題。教育部在制定任何法規和編制都採一體適用，其他面不說，光是教師編制就造成城鄉差距急速擴大。王政忠老師看到南投偏鄉的情況，一樣極端艱困。

假設一位國小教師的月薪是5萬元台幣，年收入為67萬5000元新台幣，教師的工作時間為40年，以此來計算的話，光是2017年調查的蚊子館經費，可以聘用9600位專任教師工作40年。既然偏鄉缺老師是因為沒有正式缺，正式教師缺開不出來是因為過多超額教師，為何不直接降低偏鄉的師生比，來提升偏鄉正式教師缺呢？我又找到教育部統計處：「以生師比而言，國小偏鄉學校為5.2人，明顯低於全國國小之 12.1 人，國、高中偏鄉學校生師比亦是低於全國。

在都市一個60班的學校可增加9位教師（0.15 × 60 = 9），但在偏鄉6個班級的學校只能增加0.9位教師（0.15 × 6 = 0.9），意思就是一個教師都聘不到。六月中《親子天下》報導，台灣面臨嚴峻的少子化，有過半的縣市不開正式教師缺，偏鄉地區包括南投、彰化、雲林、屏東、甚至是離島都不開正式缺，屏東甚至近五年都不開國中教師缺。一直以來我在想一個問題，為何台灣這麼多流浪教師，但偏鄉卻一直在喊缺老師？後來我才了解，原來偏鄉的編制是比照都市。據教育部統計，目前領有教師證但未能考上正式老師的有9萬1280人，其中有24%（2萬2331人）擔任代理教師，22%（2萬0251人）在家拚正式教師缺，台灣國小及國高中的代理教師比例已經到了14.5％，甚至有獲得Super教師獎的代理老師，也一樣無法考上正式教師的荒誕現象。

偏鄉教師要面對這麼多問題，卻只能縮編和擔心超額，偏鄉教育不但沒有受到重視，反而是最被邊緣化的弱勢。在少子化的趨勢，強調小班制的需求，才能真正落實適性教育。若加入保險和退休金計算的話，至少也能聘到6000位專任教師，絕對能補足教師人力不足的問題，提升台灣教育的軟實力，這樣的計算就顯得教育部的「總量管制」說法是有矛盾的。也因此六都的教師員額竟然可以到達一班配置2.5位教師，這等於是都市的教師員額比偏鄉還要高。

偏鄉招不到老師的問題是開出的都是代理老師缺，而正式缺開不出來的原因是超額教師過多，意思是說學校因為少子化，可能面臨關閉，老師必須調到其他學校。事實上，負責學生學習和輔導的還是只有導師。

這位來自萬丹鄉的老師提到，他所在的學校並非偏鄉學校，但也面臨偏鄉的問題，例如班級數逐年減少、50%的學生是隔代教養或新住民家庭、30%學生家庭申請低收入戶，他提到之前他待的車城國中，這些狀況更嚴重，約有80%都是隔代教養或低收入戶實際上，所謂請願的老兵中，只有不到一成是退伍老兵，大部分都是共產黨組織的地痞流氓。

整個過程無人死亡，警方逮捕了多名共產黨領袖，暴亂力量就此瓦解，殘黨作鳥獸散去。當蘇聯大使對其發動詆毀中傷時，麥克阿瑟回應說：「蘇聯的如意算盤是通過讓日本人四分五裂，使該國民不聊生、哀鴻遍野，從而將信奉無神論的集權奴役制度強加於他們。」 至今，日本仍是美國最忠實的盟友，遠比三心二意的歐洲國家忠實，而日本從戰後重建計畫中得到的美援遠遠少於歐洲國家。大部分美國人都認同他的觀點。在隨後的過程中產生了一個真正代表民意、致力於促進政治道德、企業自主和社會公正的政府。」 而日本首相吉田茂亦通過廣播向全國人民發表演說，代表日本人民向麥克阿瑟表示感謝：「麥克阿瑟將軍為我國造福謀利的成就堪稱名垂青史的奇蹟。

第一次交手是在一九三○年代初，麥克阿瑟在胡佛（Herbert Hoover）政府擔任陸軍參謀長（當時軍方的最高職務），他受命調兵壓制共產黨煽動的、包圍首都的退伍老兵請願運動。正因為如此，共產黨人才對他恨之入骨。

麥克阿瑟將軍沒有造成傷亡便撲滅了一場莫斯科指揮的革命。他會支持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反共產主義力量。

是他把我國從投降後的混亂和衰敗之中挽救過來，引上恢復和重建的道路。一九四八年，共產黨人本傑明・吉特羅（Benjamin Gitlow）承認，當年的時間是美國共產黨的陰謀。

左派媒體將麥克阿瑟描繪成盛裝披掛，跨著一匹白色戰馬揮著血淋淋的軍刀、率領著喪心病狂的騎兵隊，衝向手無寸鐵的無辜民眾的屠夫。」（註3） 第二次交手是在戰後，麥克阿瑟力主美國單獨佔領日本，排除蘇聯的染指，壓制日本的共產黨的發展，將日本打造成「美國遏制政策在亞洲的拱頂石」以及「在亞洲地位的戰略關鍵」。「這掀開了一場無休無止的戰役：無論要耗上多久，無論利用何種手段，共產黨及其盟友，追隨者們都要將我打倒。他相信戰後的競爭在於基督教民主主義和集權的共產主義之間。

在政治、經濟和社會領域，今天的日本已經與地球上的許多自由國度比肩，不會再辜負全世界的信任。麥克阿瑟畢生研究東方人的心理，知道「東方人的心理，是尊重和服從那些敢作敢為、堅定有力的領導」——這正是麥克阿瑟在日本成功和馬歇爾在中國失敗的原因之一，麥克阿瑟知道日本人在想什麼，而馬歇爾對中國人在想什麼一無所知。

蘇聯的憤怒和挫敗最終交織成了一種肆無忌憚的粗暴宣洩，這是其宣傳攻勢的一貫作風，也是其失敗的明證。次年，當時被捕的共產黨人佩斯（John T. Pace）在國會作證說：「胡佛總統調來了陸軍，但卻沒有開一槍，也沒有殺任何人。

是他將民主深深根植於我們社會的各個階層。」 當時，蘇聯促使成立了遠東委員會，企圖像盟國分別佔領德國那樣瓜分日本。

多虧了日本人與生俱來的理智和骨子裡的保守，以及在佔領期間根植於心的只有民主理念，加上其生活狀況的逐漸改善，蘇聯的企圖落空了。一個解放了的嶄新世界將展現在太平洋地區的前方。」（註5） 六年後，當麥克阿瑟離開日本時，他高度評價日本戰後的民主化成就：「日本人民在戰後經歷了現代史上最偉大的變革。戰爭快要結束時，杜魯門（Harry S. Truman）的財政部長摩根索（Henry Morgenthau Jr.）曾經起草了一份嚴懲日本人的計畫，但身為盟軍駐日最高統帥的麥克阿瑟卻對他說：「如果未來的歷史學家能從我的貢獻中找到一些值得參考的地方，我希望他提起的不是一位征戰沙場的指揮官，而是一個在槍炮停歇後把安慰、希望與基督教道德信仰，帶到屈服的敵人的國土上、並把此舉當做自己神聖使命的人。

此後，日本共產黨從未像西歐的共產黨那樣，成為多黨制和議會制下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勢力。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（上）：若華府把決策權交給麥克阿瑟，韓戰會是另一種結局 僅次於上帝的不死老兵（中）：麥克阿瑟「亞洲優先」的遠見，凸顯華府決策者目光短淺 麥克阿瑟與共產黨勢力的三次交鋒 麥克阿瑟（Douglas MacArthur）不僅是軍事家，更是政治家和思想家。

（註1） 他認為，對「那些支持奴役、反對自由，支持無神論、反對上帝的人貪婪的思想」予以還擊是必不可少的，如同參議員亞歷山大・史密斯（H. Alexander Smith），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與麥克阿瑟會晤後所指出的那樣，「他強烈反對任何形式的共產主義，不管它在哪裡出現。蘇聯滔滔不絕地大談暴虐、解放勞動力和經濟自由，其厚顏無恥足以令亞拿尼亞（聖經中的撒謊者）汗顏，後者至少沒有賊喊捉賊的偽善。

只要將民族的智慧轉到建設性的軌道上，這個國家就能從目前淒慘的境遇中自行站起來，找回尊嚴的地位。他們憑藉著可敬的學習意志與渴望以及出色的理解力，從日本戰後的廢墟中建起了一座人身自由與個人尊嚴的豐碑。